有關「外籍新娘」的分析與報導,常常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媒體報導內容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台灣人對這群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婦女的態度:來自異國的社會問題製造者。媒體有了如下的描述:「這些台灣郎仍不顧一切的”南向”,帶回這些教育程度低落、乏味,甚至醜陋的東南亞女人。她們將來究竟會帶給台灣社會什麼社會問題呢?」
「外籍新娘」與「台灣新郎」所建立的家庭,被視為兩個”沒水準”的人的結合,他們的後代,更被形容為「降低台灣人口素質」的因子。記者們紛紛提出先知般的呼籲:「他們勢必影響我們的人口素質。男女雙方都是教育程度低落、甚至是精神和身體有殘缺的劣質人口,將來他們所生的孩子將無法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對未來的人口品質的負面影響不可言喻。」這種菁英主義的論述讓我困惑。我們不是時時歌誦著先民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嗎?記憶中,這些我們引為榜樣的先民,絕非出生富豪、飽讀詩書卻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不是嗎?同樣是來自社會的底層,為何先民們成為我們的英雄,而「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卻成了我們所鄙視的”劣質人口”呢?
”逃婚”及其所可能引起的家庭及社會問題,是媒體所熱衷的另一報導角度。
記者們往往列舉各種統計數字,以顯示”逃婚率”之可觀:從50%至90%,各家統計不盡相同。有趣的是,目前台灣尚未建立任何計算”外籍新娘逃婚率”所需的各種具體統計數字。媒體所引用的數字,所反應的並非確實存在的事實,而是媒體工作者、官員和民眾,對「外籍新娘」充滿歧視的想像。那就是,她們是一群來自落後國家,唯利是圖的邪惡女子。她們以美色來台灣「釣凱子」,等到錢、或台灣身份得到手,便立即逃之夭夭。台灣的離婚率已高居亞洲之冠。然而在各種討論中,我們似乎罕見將台灣女性視為以離姻為騙錢手段的論述。同為女性,來自東南亞的婦女在婚姻路上卻承受了更多的歧視。
「外籍新娘」在各媒體等通俗論述裡被建構成社會問題。新娘和新郎們被鄙為一群沒有知識的社會問題製造者,他們的婚姻更被唾為「買賣婚姻」。誠然,他們的婚姻看似一種貿易行為,他們或許也確實不具有高等學歷。但是當我們再深入去探討這「買賣婚姻」背後的形成結構脈絡,便會發現他們並非社會問題的始作甬者。事實上,他們是各種階級與族群關係不平等下,一群被不斷邊緣化的受害者。
「國際婚姻」為兩國的男女提供了出路。對印尼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籍新娘」而言,嫁給較富裕的臺灣男子,對自己及家庭都不失為一條希望之路。異國聯姻保證了她們的工作機會,也給她們的家庭帶來金錢上的支助。另一方面,前往印尼和其他地區娶妻的臺灣男子大多數出身農民家庭。臺灣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衰退使得他們在經濟與社會位置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外籍新娘」解決了他們的婚姻需求。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在同樣的階級與族群結構下,我們鮮少聽聞台灣婦女嫁給東南亞男性。相對地,我們所見到的是,台灣女子嫁給西方男子,「洋女婿」權益問題便曾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切。”性別”在這些現象裡昭然若揭:在婚姻關係裡,女性往往必須比男性擁有較低的社會位置。所以,台灣婦女”上嫁”給第一世界的男性,而鮮少”下嫁”給第三世界的男性。然而,同為女性,同樣地以婚姻作為階級攀升的途逕,我們卻顯少將嫁給第一世界國家男性的台灣女子與賣春女劃上等號,他們的異國婚姻往往還被添加了許多浪漫的異國情調。相對於各個婦女團體及媒體充滿正義感地為「洋女婿」爭取權益,「外籍新娘」所遭受來自各方的鄙視格外顯得難堪。「外籍新娘」現象絕對反映了性別的不平等,但它更彰顯了”唯性別”思考模式的瓶頸。「外籍新娘」給女性主義者的啟示是,當我們慷慨激昂地討論性別問題時,更應關注不同階級和族群的婦女有不同的生命歷程。